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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近观中国)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7日电题：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记者郭金超梁晓辉

　　第十次开启“G20时间”、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中印尼两国元首年内再次线下互动……时隔9年再访巴厘岛，习近平这次印尼之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

　　从抵达到离开，习近平近70小时的印尼巴厘岛之行有三个“特别”，诠释着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第十次参会，特别背景下的“G20时间”

　　这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印尼巴厘岛峰会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在衰退威胁下的一次紧急救援”。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G20的使命与全球百姓的日子紧紧相连。在峰会开幕的当天，联合国恰巧宣布“80亿人口日”到来。“80亿人口时代如何过上好日子？”成为人类对未来的惕厉和警醒。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十年出席或主持G20峰会。习近平在峰会的第一阶段会议讲话中，“发展”一词出现40次，是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强调，“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习近平在峰会上也再次提到全球发展倡议，呼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外界称，这也正找到了实现峰会主题“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最关键的驱动力。

　　中方倡议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16日发表的G20巴厘岛峰会宣言亦指出，各国将采取协调行动，推进强劲、包容、韧性的全球复苏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客场中的“主场外交”，特别忙碌的代表团驻地

　　习近平此行是本次巴厘岛峰会的焦点。有外媒称，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交谈。

　　近乎接踵而至的国际政要，让中国代表团驻地变得特别忙碌。有评论称，中方俨然于客场中寻找到“主场位”。

　　14日，中美元首会晤在G20峰会前夕率先举行。这是拜登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议题“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全球瞩目这次大国间的“握手”，认为会晤释放出中美管控分歧的强烈信号。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新华社记者燕雁摄

　　峰会开幕后，双边会见尤为频密。15日峰会第一天，习近平密集会见了8位前来出席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机遇，成为习近平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时，他说，“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见中，他表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面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他说，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将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中国如是告诉世界。

　　密集双边会见中，有的是首次会见，比如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有的则是年内第二次会见，例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结“新朋”会“老友”，中国代表团驻地的高热度，折射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驶入快车道，特别可感的中印尼互动

　　“开始！”

　　随着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下达指令，崭新的综合检测车缓缓驶出车站并逐渐加速前行。

　　这一雅万高铁试验运行的场景，是中印尼元首会谈前的一项特殊安排。作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既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有评论称，与雅万高铁一样，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也正乘上“高速列车”，驶向命运与共的未来。

资料图为印尼雅万高铁建设现场。中新社发王增堃摄

　　今年是中印尼关系高速发展的“大年”。7月，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

　　此次会谈，习近平与佐科进一步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以明年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

　　“中国愿同印尼相携相助、结伴同行。”会谈中，习近平的这句话，进一步传递了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进退、同发展”的温度。

　　印尼民众则会对此更可感。雅万高铁建成后，从雅加达到万隆，3个多小时变40分钟，不仅让民众出行提速，也助当地发展提速。中印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样板。

　　17日，习近平的专机从巴厘岛起飞，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在那里，他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中国与世界的密集互动，仍将持续。(完)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